“顧客即上帝”，是消費社會中最讓人習以為常的一句標語，你我從來都待在“上帝”的語境里深信不疑。
然而，周濂始終覺得這句話很奇怪。
“如果顧客是上帝，那上帝本應該是愛人的。” 在他看來，當下的顧客更像是“主人”。這句美化的口號把消費者抬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他們通常對于服務人員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關愛，只要求被服務。
“顧客大概是舊約的上帝，而不是新約的上帝，是那個隨時會發怒、隨時會懲罰的上帝。”
作為研究政治哲學的學者，這類思考是周濂日常的自我修養。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的同時，他有時也會因一些金句而進入公眾視野，就像當年那本《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許多人聽過這個書名，卻不見得有多少人看過這本書。
當外賣騎手與算法的矛盾掀起輿論浪潮之時，我跟周濂約了訪談，請他聊一聊對該社會現象的觀察。周濂依舊犀利，他認為——當下人們對于時間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但是拼命節省時間以后，多數人并沒有能力好好利用這些時間，也不過再以另一種方式浪費掉它。
所以終極問題仍然是，人應該如何生活?也許問題從來沒有答案，生活只有無邊困境。
算法不相信偶然
互聯網經濟時代，周濂將算法比喻成“放大器”：“大數據、算法給服務人員帶來的壓迫，放大了‘顧客即上帝’這種扭曲的關系。”
以外賣為例，算法得出的配送時間是趨近于理想狀態下的人類極限，它基本忽略了各種偶然因素，比如下雨、堵車、騎手生病或車子故障，盡管系統有時會因為暴雨增加幾分鐘時間聊表“善意”，但多數的偶然因素都不會被算法考慮在內。
這就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特別強調的偶然性問題，周濂解釋，各種偶然性，無論是命運的偶然性、社會的偶然性或自然的偶然性，都會對個體的一生產生巨大影響。羅爾斯所謂的正義，就是要盡可能地降低、削弱、減少甚至消除這些偶然性對于人的影響。
因此“不計偶然性”特別違反正義原則，他說：“目前這個算法是非人化的，根據理想環境測算出了所謂的人類極限時間，它完全把人當機器來對待了。”從資方角度來看，平臺考慮到對顧客的服務，同行業的競爭，于是設計出一套算法，對騎手有各種各樣壓倒性的要求，而且不考慮你的任何特殊性，這是個統一的刻板化的，或者說經過算法給定的東西，每個人都被這些絕對命令擠壓著。
同時，外賣系統需要多方合作。餐館如果接單太多，菜就出得慢，那留給騎手的時間將更加壓縮。但顧客也在系統中，他對時間又有苛刻的要求。因此，外賣系統假定每個環節都是理想狀態，才能達到用戶期待的送達時間，這臺精密運轉的機器容不下一點誤差。在整個環環相扣的過程中，只要一方出了問題，就會導致連鎖反應。
“關鍵是導致連鎖反應之后，誰來承擔責任，目前看來主要把責任轉嫁到了騎手身上，這是第二重的不公平。” 周濂指出了勞資關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他嘆氣道：“很遺憾，外賣騎手在所有環節中是最容易被替換的。”
這是多方契約，當然守信的契約精神是重要的，但各方又是否基于一種公開透明平等的身份訂立了契約。比如，無論餓了么還是美團，他們承諾顧客的多少分鐘抵達，參與契約的不只是顧客、商家和平臺，還包括騎手。周濂質疑：“訂立一個契約，卻讓完全沒有議價能力且被迫接受契約的騎手來遵守契約并且承擔后果，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當被問及這樣的現狀當下是否有出路時，他表示：曾經福特公司為了反對成立工會而跟美國政府斗爭很多年，最后福特還是示弱了。自從有了工會之后，勞資雙方之間就平等得多，但前提是工會要承擔起它的責任。不過，騎手也有自己的利益驅動，在零工經濟的模式下，很多服務人員寧可多派單多掙錢，傾向于低權利高收益的做法。
顯然周濂對出路并不樂觀：“現在只能是出于輿論的壓力或者資方一定意義上的同情心，然后給騎手提供一點點保障。”
當輿論施壓之際，餓了么宣布推出“我愿意多等5分鐘/10分鐘”功能，卻弄巧成拙，公眾認為這是平臺將責任轉嫁到了用戶身上。美團有了前車之鑒以后，發表聲明將優化系統，給騎手留出8分鐘彈性時間。
盡管這會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周濂認為只是暫時的，因為資方的邏輯太強大了。而餓了么和美團的回應，也顯然是危機公關的慣常操作。他坦言自己不喜歡“危機公關”的說法：“這意味著公關的目的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應付危機，危機過去之后可以依然故我，事實也是如此。”
人人被困于系統
外賣的瘋狂，折射出了中國速度。
當各大平臺陸續推出一小時達、30分鐘達等服務時，我們一邊疑惑究竟送什么東西需要這么快，一邊又打開手中的程序追蹤訂單進度。
周濂很不解人們一邊節省時間轉眼又加倍揮霍的舉動：“你對時間要求這么嚴格，那一定意味著你對時間的運用是非?？茖W和矜貴的，你要把節省出來的時間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
“但大家好像也不是這樣，養成了畸形的對快遞公司的時間要求，對自己的時間管理卻很稀松平常，甚至可以說是浪費生命。你在家里點了個外賣，其實你點完之后可能是為了更好地打游戲、刷網劇，” 他毫不客氣地揭穿了多數年輕人的真實現狀。
周濂有時開車上高速，會碰見許多從身邊疾馳而過的車子，過了半小時又出現在他面前，這些人不斷穿行想以最快速度到達終點，最終也不過節省下三五分鐘。他覺得，人們在時間管理上可能出現了些概念上的混亂，或者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現實感。
不過，他當然明白為什么國人對時間的容忍度如此之低，并以此類比了“劇場效應”：“前面的人站起來，你必須要站起來，那身邊的人在往前跑，你也必須要往前跑，雖然你不知道終點在哪里，你也不知道這條路是不是對的。”
深究下去，中國速度的背后，是因為每個人都被困在不同的系統中。
周濂分享了一則故事，老師在家長會上質問一個爸爸，為什么不關心孩子，學校給家長發的消息為什么不及時回。那位父親突然嚎啕大哭，他說自己每天工作到12點，被另外一個系統逼迫著，然后學校這個系統又逼迫他，他沒有任何生路了，生存在這種夾縫中，所有的時間都被別人支配殆盡。
這不免令人想到肯·洛奇(Ken Loach)的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講述了英國一名快遞員每天可能工作14小時之久，卻負擔不起任何生活中的意外，一旦包裹被搶，公司甚至還要他賠償損失。而在這個家庭中，由于工作的疲累，父母回家就只能呼呼大睡，根本沒有和孩子溝通的時間，這使得處于叛逆期的兒子屢屢逃課，而父親就連去警局保他也要衡量這一天的經濟損失。
當收件人不在家的時候，快遞員會在門口留下“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字樣的卡片。肯·洛奇一如既往地用鏡頭為底層吶喊，這個片名實際上何嘗不是疲于奔命的父母在向孩子表達愧疚——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錯過了你的成長。
社會中每個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系統當中，不同的系統有不同的主宰者，周濂解釋，比如孩子的系統中，校方或老師是主宰者，當他對家長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時，他從他的系統出發，不會因人而異地去考慮你在別的系統中的困境。
“套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康德說假言命令和絕對命令，絕對命令就是你必須做什么，假言命令是如果怎么樣，你要做什么。假言命令會有個條件，考慮到你的特殊性，你應該做什么，這才把個體的差異性帶進來了，” 周濂試圖從理論中找到合理解釋。
“現在所有的算法都是絕對命令，如果你不這么做，就會受到懲罰，而且懲罰沒有太多商量余地。所有人都被這種來自各方的絕對命令所壓迫。所以大家都很焦慮，很崩潰。”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公眾場合突如其來的崩潰越來越常見。“當每個人在大大小小的系統中，被各種各樣的因素逼迫著、鉗制著、約束著，然后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這種‘不得不’好像是我們今天所有人面臨的困境。”
時間終將被浪費
當算法將人困在一個個系統中時，科技的發展最終又會將人類帶向何方呢?
工業革命初期，就已經有人擔心機器會取代工人，繼而讓工人失業。1779年，英國萊斯特一位名叫盧德(Ned Ludd)的工人曾沖到工廠怒砸紡織機。眾多失業工人在盧德的感召下陸續于英國多地掀起毀壞機器的盧德運動。之后，有類人懷疑工業科技的進步是否真的給人帶來幸福生活，他們就被稱作盧德主義者。
而今天AI技術的發展讓更多人產生了類似的懷疑。
周濂把這個問題分為短程和長程來看，目前AI還不至于取代人的工作，科技反而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比如快遞員就是基于互聯網經濟的新工種。他笑說：“人大校園內已經有一些機器人負責送快遞，但目前看不出它能取代快遞小哥的前景，機器人太慢了，也不能上樓。我覺得這個擔憂(AI取代人工)還是杞人憂天。”
但如果真的杞人憂天一把，假如未來機器人可以代替很多人的工作。周濂設想了一種最光明的狀況：這會讓我們擁有許多閑暇時光，與此同時由于經濟的發展，又給我們提供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簡稱UBI，無條件基本收入)。
緊接著，他提出了真正重要的問題：“然后你的時間用來做什么呢?刷網劇打游戲?我對這個前景是非常不樂觀的，大多數人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從事創造性工作，他們會去賦詩、創作音樂、繪畫、想哲學問題嗎?不是的，打麻將、看娛樂節目，我覺得這是更有可能的選擇。” 顯然娛樂性事件更不需要付出，更容易獲得快樂。而從事高智力的創造性工作卻很艱辛，投入產出比非常小。
UBI指無條件基本收入，在沒有任何條件下，政府定期發放給所有公民一定數額的金錢，以滿足人們的日?；净ㄙM。支持者認為UBI將鼓勵人們從事真正愛好的工作，沒有人應該為了生存而去從事自己厭惡的無意義工作，而UBI將開啟人們對于生活更大的熱情。
芬蘭曾進行過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實驗，根據BBC報道，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兩年間，該實驗隨機挑選了2000位失業的芬蘭公民，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下，每個月固定向他們支付560歐元，通過基本收入的保障進而鼓勵他們去工作。但是實驗結果表明，盡管有些人出去找工作了，不過沒有收到補助的對照組出去尋找工作的意圖更加強烈。
周濂對于UBI的實現顯然有顧慮：“所有人都是趨易避難、趨樂避苦的，這是人性使然，所以UBI并不會給普通人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它當然給我們帶來自由，但只是字面意義上的自由，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而他也堅信勞動是人類的需要及美德，那給人責任感和成就感：“所有人都必須勞動，當然我們應該盡可能減輕那種低人權勞動帶給人的壓抑束縛。”
不過，周濂又深知人的天賦是有差異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從事創造性勞動：“即便是創造性活動，也需要極其艱辛的過程，無意義無價值的探索。如果未來AI科技解放了人類，不需要通過辛苦勞動就能獲得基本收入，我會覺得這是對人性的一種背叛，我不認為它會給我們帶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也許是周濂自己也覺得略顯悲觀了，他補充道：“好像科技讓我們的人生變得越來越悲劇了，其實也不盡然，科技原本可以讓我們人生變得更美好，比如外賣之類的原本是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easy，事實上它也給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
“我當然希望科技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但只靠科技是不夠的，還要考慮到商業、倫理、習俗、傳統各方面因素，這是個系統性的問題。”
周濂質疑的是，“騎手這么辛苦地把外賣送到你手中，是為了讓你更拼命地投入到另一個系統給你的壓榨當中去嗎?或者說，讓你更無節制地去浪費你的生命，浪費你的時間嗎?還是說，給你節省下了真正寶貴的時間去做重要的事情。”
當所有人都生活在這種大大小小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算法中時，人們節省出來的時間，要不就是蒸發了，要不就是用到了并不重要的地方。
最終依舊回到了哲學最關心的問題，人應該怎么生活。周濂用漂亮的修辭拋出了終極反問：“我們為什么要這么地節約時間，我們節約的時間是為了讓我們更拼命地去投入到另外的永不停止的機器的旋轉當中，還是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尾聲
我們都深知新聞的殘酷性在于其速朽，引起熱議的報道免不了在三五天后就被公眾淡忘，新聞行業總是忙不迭地在尋找下一個熱點。
然而當社會矛盾突現，錯過討論與深思的機會是可惜的。當每個人深深嘆了口氣之后，照舊打開程序點外賣，訂單還是在紅燈里飛馳，一切似乎水過無痕。
也許問到最后，依舊是梁漱溟的那句，這個世界會好嗎?
周濂對此并不樂觀，他無奈地笑道：“社會如果真的螺旋上升就好了，我們看到它是個螺旋，但它可能是個漩渦，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最好的狀況可能是原地踏步。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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