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每張200元的價格收購求職人員31張銀行卡，再加價50元轉賣給別人用于電信詐騙走流水……為了1500多元的“小便宜”，常熟某人力資源公司中介牛某付出沉重代價——常熟市人民法院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1年，并處罰金3000元，違法所得予以全部追繳。
(資料圖片)
電信詐騙屢禁不止，離不開一群雖未直接參與詐騙，但卻為詐騙分子提供通信、資金結算等幫助的幕后“幫兇”。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公布，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幫信罪案件量激增，去年共起訴幫信罪近13萬人，今年上半年起訴幫信罪6.4萬人。而在江蘇，去年全省檢察機關共起訴幫信罪4875人，同比案件數上升16倍，人數上升7倍；今年上半年，起訴幫信罪1743人，同比上升106.25%。目前信罪已成為各類刑事犯罪中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也是整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鏈條上的第一大罪名。
1?
幕后“幫手”：貪圖小利淪為電信詐騙“工具人”
22歲的李某林在網上找到一份只需“幫忙看設備”就能日進“千金”的兼職，并發展梁某加入。他們幫忙看管的，正是近年來電信詐騙犯的“新寵”——GOIP設備。GOIP設備可遠程撥打詐騙電話，即使人在境外，也能偽造出撥叫號碼顯示在國內的假象，公安機關很難對其信號進行溯源及反制攔截。“入行”短短1個月，兩人從重慶輾轉到北京、江蘇等地，頻繁更換住所。每到一處，兩人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和取快遞終日閉門不出，主要通過網絡接收指令操作GOIP設備。去年9月，太倉市公安局反詐中心在某小區一間出租房內抓獲李某林和梁某，并順藤摸瓜搗毀以“總代理”王某為首、李某林和楊某為二級代理的幫信犯罪團伙。
幫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信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的犯罪行為，是電信網絡犯罪的重要“幫兇”。
幫信罪增設前期，一直處于“安靜”狀態。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國祥分析，近兩年幫信罪案件的急劇增加，與當前電信詐騙犯罪分工精細化有關，上下游的各個環節均有專業的“產業鏈”，同時也與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關口前移，以及打擊的頻度、力度加強等原因有直接關系。“特別是2020年10月以來，全國大力開展‘斷卡’行動，幫信罪案件量也同步出現大幅增長。”
江蘇省法院提供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2020年全省法院審結幫信罪案件59件，判處124人；去年全省法院審結幫信罪案件1851件，判處2784人；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審結幫信罪案件1392件，判處2511人。
省法院刑一庭副庭長黃琰將幫信罪的行為類型分為四種：一是非法買賣“兩卡”，主要是買賣銀行卡、提供支付寶、微信收款碼，為上游犯罪提供轉移支付、套現、取現的工具；二是搭建支付結算通道，幫助轉移非法多的資金；三是提供專業技術支持、軟件工具，如GOIP設備、批量注冊軟件等；四是開發專門用于犯罪的黑產軟件工具，如秒撥IP等。
司法實踐中，買賣“兩卡”是幫信罪適用最多的一種類型。太倉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朱紅昌告訴記者，一些境外詐騙集團會專門通過網絡等渠道在國內物色代理人，并延伸出“卡商”“中介”“卡農”等多個層級。所謂“卡農”就是愿意出賣個人信息辦理證件、銀行卡的人。“他們出售一張銀行卡一般就掙幾百元，‘一級卡’最多1000元出頭，但一張卡上‘跑’的非法資金基本都以百萬元計。”
那么，為了眼前利益鋌而走險成為“幫兇”的都是什么人？據江蘇省檢察院統計，低齡化現象突出，35周歲以下人員占80.78%；低學歷、低收入群體占多數，其中無業人員占74.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61.96%。“這類人員由于缺乏穩定的生活來源，法律意識淡薄，容易被所謂的‘低投入、快回報’所誘惑。”黃琰說，在校學生，以及技術、金融等行業從業人員也占一定比例。比如，曾在互聯網廣告公司從事推廣工作的李某，通過設置“手機定位尋人”“投資理財”等違法犯罪關鍵詞，為詐騙團伙實施犯罪提供推廣引流。短短一年內，李某獲得20萬元“報酬”。
2?
尷尬處境：打到“幫兇”卻打不到主犯
“現在就是給我多少錢，都絕不考慮做這種事了。”當記者電話聯系到正在緩刑考驗期內的徐某時，他的語氣里滿是懊悔。背上犯罪“前科”后，徐某的個人信用嚴重受損，生意、業務也受到很大影響，“做生意哪能不出差，現在哪都不能去，也不好意思開口跟別人解釋，只能眼睜睜看著生意黃了。”
徐某主要做二手車生意，同時經營著多家網店。一次上網逛貼吧中，一些免費幫店鋪刷單的帖子引起他的興趣。“‘刷單炒信’在電商圈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如果找人刷單，平均一單起碼要十來塊，最貴的四五十塊。”他聲稱開始并不清楚對方的身份背景，只因貪圖小便宜，無意中干起幫助詐騙分子刷單“洗錢”的活。“他們先給錢，我們再回給他們，我想著自己又沒啥風險，而店鋪通過刷單就有了銷量。”經查，徐某通過某電商平臺注冊商鋪，發起虛假交易，由“上家”支付貨款的“刷單”方式幫助“上家”進行支付結算。徐某每成功操作1萬元，可收取“上家”260元的好處費。近1個月內，徐某名下16家店鋪的走賬金額高達405.6萬余元。去年4月，徐某被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并處罰金20萬元。
“本來被害人受騙了，我們通過追蹤款項去向可以直接查到犯罪分子。但現在，由于大量‘實名不實人’的銀行卡、電話卡被犯罪分子購買后用于實施電信詐騙，大量詐騙金額又經多種結算工具進行流轉，再要追查贓款去向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在該案承辦法官、鼓樓法院刑庭副庭長吳志堅看來，這些“工具人”相當于在司法機關與詐騙分子之間施了一道“障眼法”，讓詐騙分子更加隱蔽，犯罪產業鏈難以被整體精準打擊，這也更加考驗司法機關的辦案水平。
針對幫信罪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先后出臺兩個相關司法解釋，明確幫信罪定罪量刑標準和有關司法認定問題。特別是去年6月出臺的《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明確，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而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支付結算幫助，數量達到5張（個）以上，或者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等通訊工具幫助，數量達到20張以上，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
但實踐中，要證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明知”并不容易。無錫市公安局經開分局民警楊晨說，查辦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提供的銀行卡中有資金能明確關聯到具體電信詐騙案件，但一些嫌疑人會找各種理由狡辯，企圖蒙混過關比較典型的說法是，“事先我不知情”“我不知道銀行卡、電話卡借給別人也犯罪”“買卡的人說的是游戲代充”……“這個時候，是否能認定為幫信罪，還要看法檢部門對‘明知’的理解把握。”今年上半年，楊晨以幫信罪調查了50多個犯罪嫌疑人，目前順利進入公訴階段的只有9人，“轉化率”在20%左右。
證據固定也是一大難題。與傳統犯罪團伙不同，幫信犯罪團伙內部不同層級、成員之間往往不謀面，主要通過網絡以代號、暗語等方式聯系。楊晨發現，目前很多犯罪嫌疑人會通過一些境外軟件聯系，但只要付費，這些軟件就會把發送端和接收端的數據全部刪除掉。“所以上線一旦發現下線出問題了，就可能采取這種方式把一些關鍵證據抹除。”
更令辦案人員擔憂的是打到“幫兇”卻打不到主犯的尷尬處境。由于電信詐騙團伙多盤踞在境外，他們通過企業化運作、分散多國網絡化管理的方式實施詐騙。司法機關雖然耗費大量的精力去辦案，往往抓回來的只是產業鏈中的“下游”，比如專門負責取錢的“車手”“馬仔”等，而一些“上游”詐騙犯可能依然逍遙法外。“如果不能打到根上，一個幫信團伙打掉了，很快就會出現一個新的，難以‘斬草除根’。”常熟市人民法院刑庭法官高奇說。
3?
源頭治理：鏟除滋生電信詐騙的社會土壤
一組數據值得關注：去年江蘇2784名幫信罪犯中，1027人適用緩刑；今年上半年2511名幫信罪犯中，966人適用緩刑。也就是說，雖然幫信罪案件量較多，但近四成幫信罪犯被判處緩刑，而幫信罪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
“幫信罪本身屬于輕罪，意在‘打早打小’。”孫國祥說，幫信罪的一大特點，是相對上游犯罪的獨立性。“這些提供幫助行為的人，比如收銀行卡的人，他可能不認識上游的人，也不是為了給特定的犯罪人使用，但最終服務的是電信網絡詐騙。”他說，如果讓這些人逍遙法外，難以從根本上鏟除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而刑法增設幫信罪的目的，也是從源頭治理網絡犯罪空間里的各種幫助行為，通過提前防衛、強化打擊，阻斷對網絡犯罪的支持幫助。
基于幫信罪本身的特點和犯罪人群的不同，江蘇司法機關嚴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比如，對于卡商、卡頭以及搭建支付結算通道、開發軟件工具等專門提供專業技術支持的行為予以針對性重點打擊；對于單純出于追求經濟利益或受蒙蔽參與犯罪的在校大學生、未成年人等以教育和改造為主。今年上半年，全省檢察機關對幫信罪作不起訴處理的159人中，因犯罪情節輕微作相對不起訴144人，占比達90.57%。
“當初就單純以為只是借卡給同學用，還能賺個兩三百零花錢，別人用來做什么和自己沒關系。”在同學小剛的言語蠱惑和拉攏下，小亮等3名大學生各辦了3張銀行卡交給小剛。讓他們沒想到的是，這些銀行卡竟被用來接收、流轉網絡詐騙錢款，金額高達數百萬元。
“涉案學生大多是由于社會閱歷不足、警惕性低而被輕易利用。”承辦該案的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張彥斌調查了解到，涉案學生平時大都表現良好，小亮平時成績優異，在省級專業技能比賽中獲得過獎項，當時正在準備專升本考試。對于這些受人引誘、利用，僅出售個人卡的涉案學生，檢察機關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今年6月，小亮順利通過專升本考試。
幫信罪的微犯罪性和主體多元化的犯罪特點，決定了在幫信犯罪的預防、控制和打擊上需要動員社會多方面的力量，包括司法機關、法治宣傳部門、網絡運營商以及金融部門等，聯動打擊，推進社會預防和管控。
這樣的合力正在逐步形成。在江蘇公安機關開展的打擊治理涉案電話卡、銀行卡為主的“兩卡”專項行動中，刑事制裁之外，參與幫信犯罪的人員還面臨金融懲戒、通訊懲戒等。對于公安機關認定實施金融懲戒的單位和個人，5年內暫停相關人員銀行賬戶非柜面業務、支付賬戶所有業務，并不得為其新開立賬戶。懲戒期滿后，受懲戒的單位和個人辦理新開立賬戶業務的，銀行和支付機構仍會加大審核力度。
在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建明看來，鏟除電信詐騙的社會土壤，關鍵要發揮好刑法的預防犯罪功能。比如，隨著“醉駕入刑”和相關刑事司法實踐的推動，如今“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已成為社會共識。“通過刑事制裁這種最嚴厲的手段來嚴懲幫信犯罪、傳遞震懾，相當于給很多心存僥幸的人上了一個‘緊箍咒’，讓他們在‘幫助’之前‘三思而后行’，‘幫兇’越來越少，電信詐騙的生存空間也將會越來越逼仄。”
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