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視覺中國
作者丨程瀟熠
編輯 | 康曉
出品|深網·騰訊新聞小滿工作室
一位28歲年輕員工的猝死，讓字節跳動再次置于輿論風口浪尖之上。
2月22日下午，一位28歲懷有兩個月身孕的準媽媽在網絡上發聲，稱自己年僅28歲的丈夫21日晚在字節跳動猝死。
這位準媽媽在小區業主群里訴說了自己的崩潰與無助，在她看來，丈夫在公司健身房發生意外時沒能第一時間得到救治，認為公司耽誤了最佳搶救時間。21日晚上，她的丈夫就被醫生判斷“大腦全部死亡，無自主呼吸，無自主心跳，所有器官衰竭，無力回天。”
2月23日上午，字節跳動在內網發布公告辟謠，稱該員工即吳同學“仍在搶救中”。下午，字節跳動再次發文，稱吳同學在搶救41小時后不幸離世。截至發稿，未有消息闡明吳同學發生意外的根本原因。
《深網》了解到，吳同學是字節跳動視頻架構部門的圖像算法工程師，一份網傳的吳同學在字節git代碼管理系統的提交記錄顯示，吳同學在今年1月29日以來，多次凌晨三四點還在提交代碼。2月9日更是從凌晨三點連續提交至中午12點。
一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深網》，這個系統使用的是協調世界時（UTC），顯示時間再加8小時才是北京時間。“所以其實工作時間是正常時間，不是凌晨加班。”
這一事件引發了互聯網大廠員工的廣泛共情。有位字節跳動工程師感嘆，雖然不認識吳同學，“但物傷其類，看到他妻子在心碎時還要考慮錢、孩子等現實問題，我有一種照鏡子的感覺。”
雖然未有官方對死亡原因的明確判定，但輿論普遍認為其離世原因是工作過勞后的不當健身。
成立10年，字節跳動已從名不經傳的“后來者”成為估值千億美元的巨無霸。創始人張一鳴也從一位連續創業失敗者成為中國互聯網行業最受關注的青年企業家之一。無數年輕人被字節跳動給出的高額薪酬、承諾的開放文化、發展前景吸引而來，又有人因高強度工作以及組織快速膨脹而長出的諸多“大公司病”不斷離去。雖然從去年7月開始，字節逐步出臺了如取消大小周等一系列為員工“減負”的政策，但焦慮仍是字節員工的底色。
“停不下的加班”
字節跳動的快節奏與加班文化名聲在外，多位北京字節跳動員工告訴《深網》，晚上9點下班都算是“正常下班”。雖然從去年7月開始，字節出臺了一系列如“取消大小周”等員工“減負”政策，但字節員工的焦慮并未因此緩解，反而在字節跳動2021年確定以“去肥增瘦”為目標后甚囂塵上。
一位與字節跳動有過項目對接的某公司員工對《深網》稱，雖然字節后來取消大小周，但工作可以在線上隨時隨地對接，“字節的工作節奏基本都還是007”。
字節員工沒有絕對的假期和周末，只要有手機有電腦有網絡，隨時隨地都可以辦公，且反饋時間絕不會超過兩小時。
這位員工稱，項目一旦啟動，晚上幾點開會都有可能，甚至有幾次凌晨還在電話會上。“為了逐級匯報，一個方案可能要過好幾層，對應改好幾版，他們經常改完發現老板要的還是最初那版，這很常見。”
其實不只是字節，這位員工能夠體會到來自字節等互聯網大廠的焦慮和內卷，所有工序和節奏都在不停加快。
某位字節前員工還對《深網》稱，由于部門內卷，導致他心力交瘁，以致每周要約兩次心理咨詢。
從去年二季度開始，字節跳動教育、商業化、游戲、戰投等多個團隊陸續被爆裁員，戰投部門甚至遭遇“滅頂之災”。
一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深網》，時刻都在擔心自己會被裁員，“工作已經多到做不過來了，還在不停攬活”，只怕哪天沒活兒可干。
兩位字節體育相關部門員工告訴《深網》，去年加入公司后一直很忙，基本上是周六必然加班，周日經常加班。
一位字節員工對《深網》稱，相對北京總部，上海總部沒有很“內卷”，基本上朝10晚8，偶爾會加班到晚10點。一些從上海轉崗到北京的字節員工，也能體會到兩個總部之間的差異。
從行業角度來看，北京互聯網公司數量、人才密度比上海更大，競爭也相對更加激烈。另外受城市文化影響，他認為上海更追求生活體驗。另一個緯度看，這種差異與公司業務分布有關。比如字節最為倚重的商業化部門主要集中在北京，而此前嘗試創新業務的本地生活團隊本則被放在上海啟動。
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此前一直是“高投入換高增長”觀點的忠實支持者，他曾認為大小周（隔周單休）肯定能給公司現階段帶來增益。
然而移動互聯網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互聯網公司要開始習慣“慢增長”。
2021年3月，張一鳴最后一次以字節跳動CEO的身份在周年慶上發表演講。回顧演講內容，更像是他對過去一年不算成功的擴張行動進行的反思總結。例如，在有資源之后，也不應輕易加杠桿，在錯誤的方向加大投入。
過去一年字節跳動在本地生活、游戲、中長視頻、教育等多個領域重金出擊卻鮮有突破，更大的危機是作為營收支柱的老業務增長也在放緩。一位接近抖音的人士告訴《深網》，抖音系日均活躍人數已達7億，相比2020年6月公布的6億，增長并不明顯。
“一般會有一個認識誤區：更多的勞動能創造更多價值。”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楊河清，從2007年開始便帶領團隊研究國內“過勞”問題，他在2019年接受界面采訪時曾說，“勞動投入與價值增長的關系存在臨界點”，超越臨界點后，過勞程度越嚴重，經濟損失越大。
就國內來看，部分勞動者的過勞現象并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楊河清稱過勞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存在，只不過每個時代關注的話題不同。以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關注點都放在解決溫飽相關問題上，過勞并未引起人們的關注。
個人意識的覺醒和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當社會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人們對職業健康的需求也變高了。近十年來，國內對過勞現象的關注已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從全球范圍來看，過勞更是各個國家在某些階段普遍發生的現象。世界各國的工作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確實呈減少趨勢，但之后這一減少趨勢卻突然停止，轉變為逐漸增加的趨勢。美國人、英國人也在不辭辛勞的工作著，甚至讓日本人都相形見絀。
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一書中試圖闡述原因：20世紀80年代，美國與日本等國家間競爭加劇，企業之間并購、重組頻繁。由于從這一時期開始，人們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美國公司的老板們開始叫囂：“員工人數太多，福利待遇過于優厚，都被慣壞了。”
于是企業紛紛以“精簡型”為目標而進行經營方式的改革，開始裁撤冗員，縮小規模，削減人工費用。企業家們將二戰后雇主實行溫情主義經營方式拋在腦后，正如吉爾·A·弗雷澤在其2003年出版的書籍，《令人窒息的辦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國人》書中描述：美國的寫字樓淪為了白領階層的“血汗工廠”，其勞動條件的惡劣程度不亞于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的真實血汗工廠。
1978年，美國主要公司CEO的報酬大約是員工平均工資的30倍，而在17年后的1995年，他們的報酬時員工平均工資的115倍以上。即便如此，因為當時美國員工普遍將自己一半的財富投入股票市場，在弗雷澤的描述中，只要股價能持續上升，他們就甘心忍受著裁員和下調工資的痛苦。
當高薪行業中的高薪崗位出現過勞問題時，人們的震驚程度會遠大于基層崗位。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就同一國家的同一時代而言，低收入勞動者一般比高收入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更長。因此人們往往對快遞員、外賣配送員、客服、24小時商店服務員等相對基層崗位的過勞現象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然而縱觀美國與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數據，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時間更長。
“健身常識的匱乏”
為了對抗拼命工作所帶來的身體健康狀況下降，健身，成為當代人緩解工作壓力和健康焦慮的不二法寶。
一線城市的健身房為了迎合上班族“特殊的作息時間”，近幾年開始推出24小時健身房，頗受歡迎。據樂刻去年7月發布的健身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地區，晚上22點至次日早8點的健身人群占比達12.8%，在全國，這一時段健身的會員占比僅接近10%。
回到開頭所述事件，根據字節跳動的公告，21日晚吳同學感到不舒服前已經在公司健身房運動近一個小時。這并不是個案，2020年12月，商湯科技47歲員工在健身一個半小時后于健身房內猝死。
一位北京資深健身教練告訴《深網》，身體疲憊狀態是非常不適合健身的，不但無法達到效果，很多時候還會對身體有損傷。
上述健身教練稱，有很多大廠的員工會在空余時間來健身房找私教，第一課往往都是樹立正確的健身觀念，“提前熱身，結束拉伸，熬夜之后第二天不能健身。部分大廠員工對這些基礎知識的認知基本等于0。”
免費健身房作為大廠員工關懷的一部分，已幾乎成為互聯網公司的標配。但健身行業從業者對《深網》說，很多大廠都提供健身器材，但很少專業人士教授如何使用，“除了這些互聯網大廠以外，一些小區的健身器也有健康隱患，但小區的健身人員不會像大廠員工一樣總是疲憊狀態。”
一位北京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碩士在知乎回應相關問題時稱，有很多患者誤以為白天久坐八個小時甚至十多個小時一動不動，下班后健身房練一個小時，就能把白天積累的肌緊張疲勞感解決掉。“很多人練完了適得其反，就來看病了。”
想要進行增肌訓練，改善肌肉承受力得在肌肉狀態好的時候鍛煉。想要運動改善心肺、內分泌功能，需要在身心不疲勞的時候練。“對于忙了一天，腰酸背痛，身心俱疲，少氣懶言的辦公族來說，這時候最應該做的就是：歇著。”
（孫宇、柳斯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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